這個電影的商業喜劇形式與情感內核有強烈的分裂不兼容感。賈玲對她母親一生的愧疚，不甘，意難平太過于濃郁真實，導致完全無法走向商業喜劇所追求的那種合家歡正能量結局。而正是在這種持續到影片最后一秒的，強烈的，痛苦的，無法消解的所謂“負能量”，幾乎讓所有對女性廣泛的生存現狀懷有不滿的女性觀眾產生了無法遏制的共情，因此也有了超越甚至批判其俗套外殼的女權主義潛力。這種潛力主要體現在兩點：1. 因為無法以正能量收尾，這部電影在各種爛梗鋪墊之后仍無法將母親的犧牲簡化地歌頌為理所當然的偉大?！八娜松究梢愿谩?，這樣的意難平永遠是為女性生存權益抗爭的起點。2. 電影難得的構建了一個從“女性內卷”到“女性聯盟”的清晰反轉。能讓母親的人生變得更好的永遠不是“贏過其他女性”，反而是女性之間的情感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