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中看到游擊隊員長滿絡腮胡的形象的時候，突然想到了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兩個文本又十分的相似，在一個家族（劇團）的衰亡中完成對土地傷痕的再述。 歷史的形象在銀幕結尾的瞬間完成了重疊與交替。文化與野蠻成為生存的辯證關系，戰爭與對和平的歌頌在歷史中交替更迭，但是電影畫面中的戰爭是缺席的，只有街道兩端不停互換面貌的概念式的人物形象，以及畫外回響著的不同的歌曲和鼓聲。我們將要重新開始演出，新的歷史將成為“重復”的再度書寫，過去的歷史如幽靈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盤旋。警察提著游擊隊員的頭顱卻高呼是民主的勝利，可廣場上的尸體都還未被安葬呢！ 講述，為了喚回歷史，盡管講述的主體不應該是歷史本身。隨著劇情的發展，觀眾對人物的愈發熟悉，影片45年后的紀述讓安哲看上去擺脫了對形式的迷戀以及人物的臉譜化的桎梏。